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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行 | 文字里的屈原

2024-06-11 10:20 娄底新闻网 袁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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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以身殉国、自沉汨罗江100年后的某个夏日,江边走来一位气度不凡的青年书生。他不断向捕鱼的年长者打听屈原和他投江的具体位置。多年过去,很多事已经模糊,但经多位长者不断补充,屈原的形象慢慢清晰。书生谢过长者们,继续沿湘江北上,往长沙方向赶。

这位打听屈原的书生,便是24岁的贾谊。公元前176年,因受同僚排挤,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少有才名的年轻人遭遇远离朝堂、降职降薪的打击,内心的悲愤无处诉说。从长安到长沙的漫漫路途中,听说了屈原,找到了倾诉对象,特意来此敬吊。

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贾谊。“国无人兮,莫我知也。”更让失意的贾谊找到了知己。

贾谊联想自己的经历,留下《吊屈原赋》。此赋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对屈原深深的同情。贾谊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而远去”。贾谊主张“远浊世而自藏”,以此保全自己,这才合乎“圣人之神德”。

《吊屈原赋》首次确立了文学层面的屈原形象。这种形象并非出自贾谊本人的虚构和想象,而是基于一定地理范围内口耳相传的记忆,即王逸所称的“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楚辞章句叙》)。屈原形象的演进轨迹和《离骚》的早期流传状况,呈现出细腻生动的文学史图景。

时光又过了半个世纪,作为屈原贾谊“铁粉”的司马迁,在纂写《太史公书》(《史记》)时,将两位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文学大家合为一传,庄重地写入了史书。书中的屈原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充满了悲壮感。其中多少代入了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和视角。

此后,屈原并没离去,文人们不断将屈原写进文字里,感怀屈子命运,自然也和自己贬谪的际遇联系起来。

这里面就有安史之乱暴发后,四处漂泊的杜甫。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初,杜甫得知好友韦之晋从西蜀改任衡州刺史,决定到湖南来投靠他。这年秋天,杜甫在成都买舟东下,沿长江经城陵矶进入洞庭湖。在岳阳稍作停留,又溯湘江而上,于次年春天来到长沙,进入已属长沙北界的乔口,在这里写就致敬屈原的诗作《祠南夕望》。

杜甫舟过乔口不远的湘夫人祠,夕阳落入山下,余晖撒满江面。杜甫行走在湘江边,回想花竹幽冥,怀想着屈原的故事,深觉凄凉,连暮色中的花都是那样迷茫。“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山鬼、湘娥是屈原的化身,而屈原更是诗人自己的映射。最后杜甫忍不住感叹“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朝代更迭,屈原的形象越发丰满。“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而被贬为永州司马。柳宗元年幼时,母亲卢氏常以屈原的精神来教导他,在目睹流离失所的百姓生活后,他立志效仿屈子,为天下求索真理。进士及第后,经历了10余年的实干历练,柳宗元投身社会革新,决心“激浊而扬清,废贪而立廉”,但他积极参与的“永贞革新”只持续了140多天就失败了。

屈原的形象在柳宗元的心里已经住了很久。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途经汨罗江,心中涌动的情感挡也挡不住。

柳宗元来到偶像的殉难地,采摘杜蘅花放置江畔,悲从心起。“屈子沉江千年之后,柳氏又步其后尘,被逐湘江,手捧蘅若香草,来到汨罗之畔,向幽冥之中的英灵陈述衷肠。”在这六句概述中,柳宗元的悲凉与无悔都和屈原的情绪暗相契合,所有的愤激、哀痛、缱绻、向往,全在这千古一恸之中展开。柳宗元在文中赞美了屈原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同时借以抒发自己坚持理想和操守的决心。在结束段中,作者忧心忡忡:“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偷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寥寥几笔,柳宗元追慕屈原的本意显著无遗,有感于世事昏朽,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这次凭吊,柳宗元留下《吊屈原文》,既说屈原,也说自己,两人成了一人。

大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文字留住了屈原。文字中的屈原是不一样的,带着每个人的生命符号;文字中的屈原又是一样的,其精神永存。(袁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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