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楚政权对涟水文化体的形塑》系列研究以“文化形塑”为核心视角，旨在探讨马楚政权统治下，权力干预、人口流动与资源分配如何重构涟水地域的文化表达与实践。具体聚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政策对涟水流域文化体的改造与形塑、“开梅山”政策引发的族群互动与习俗融合现象、涟水航道对地域文化形态的塑造等方面。本网将以连载的形式陆续刊发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欢迎广大学者提出意见，开展交流学习，共同促进地域文化形态的研究。

马楚政权对涟水文化体的形塑

李德仁

（接上期）

（二）蛮风遍野，族群共生

马楚政权定都长沙，而雄踞西境的梅山蛮区近在咫尺，犹如悬于头顶的利刃。事实上，涟水流域及其“涟为资别”的资水区域是当时梅山蛮生活的广袤范围。《宋史·梅山硐蛮传》记载百年后北宋时的梅山区域仍然如此：

“梅山硐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

即便到百年后的宋时，梅山地域仍完全覆盖涟水流域，故用蛮风遍野来形容涟水流域应毫不为过。

历代对于蛮的记载，《史记·楚世家》：

“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蛮”的蛮横自大，叛服无常，春秋时期就种下了“强大”的基因。

《汉书·南粤传》载：

“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

颜师古注云“言长沙之国半杂蛮夷之人”，也说明长沙蛮割据称王，不服王化的历史传统。

南朝《宋书·夷蛮传》卷2396载（该书《沈庆之传》亦有相同记载，作者注）：

“（宋）世祖初，罢南蛮并大户，而宁蛮如故。蛮民归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佣。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者，前世以来，屡为民患。”“史臣曰：……自元嘉将半，寇嬺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去师，姿行诛讨，……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耄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张奂云：‘流血于野，伤和致灾。’斯固仁者之言。”

说明：一是南朝宋时对蛮实行轻赋无徭的“宁蛮”政策。二是汉人“多逃亡入蛮”，以免沉重的徭赋。汉人“移民”现象的出现多是迫于生计。之所以出现蛮汉混居的情况，在汉地则为汉，在蛮区则为蛮，说明蛮汉之间通过长期融合，除了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区别外，蛮较汉人无异，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奇特现象。三是蛮民“强者不供官税”，多次聚众“起为盗贼”，所居之地多“深山重阻，人迹罕至”。四是官方征剿好杀，流血于野。最后两点说的是蛮的生活环境，与主流社会的关系。

该书又载：

“（永明）三年，湘川蛮（此言湘川，湘江的别称，因该区域蛮风浓烈，谓之长沙蛮或湘川蛮。作者按）陈双、李答寇掠州县，刺史占安国讨之不克。四年，刺史柳世隆督众征讨，乃平。”

蛮即南蛮，是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多以方位、地名称谓，如南蛮、长沙蛮、梅山蛮等。根据著名学者金冲之先生的观点：“夏、商、周时期，在中原的主体部分称为‘华夏’，或者叫‘诸夏’，那时并没有‘汉族’这个名称；在它的四周有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部族（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金冲之，见《历史文化讲座—著名学者与高层讨论的问题》上册P14）。

《晋书》卷15，志第五，对“荆”的地名解读，扯上“蛮”，是基于地理的人文解码：“荆，强也，言其气燥强，亦曰警也，言南蛮数为寇逆，其人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常警备也。”

南北朝时期，新化、安化、怀化的县名设置很多，从这一时期的县名设置，应该可以演绎大一统文明演进以及文化交融，蛮民迁徙的“屋漏痕”。

南北朝《魏书》卷160中，志第六云：“湘州，萧衍置，魏因之，治大冶关城，领郡三，县三。安蛮郡，领县一，新化。”“安蛮”命名直接体现对“蛮”“安抚”与“控制”的双重意图。湘州，位于湘资流域的湖南腹地，治所为潭州（今长沙），但湘州当时并非北魏的实际控制范围。安蛮郡其位置应在今湖北，所辖区域位于今湖北随州、应城一带，不属湘州。疑是湖北边境羁縻郡或短暂占领区，因北魏从未占领过湖南（疑属湘州乔置县，待考）。

《南齐书》卷14志第六、第七，“州郡”上下，光“新化”就有“广州安丰郡新化县”（广州误，应为南齐豫州或司州，今安徽金寨县一带）、“司州安蛮左郡新化县”（今武汉黄陂区北部）、“司州东新安左郡新化县”（大致在湖北十堰丹江口境内）、“雍州蔡阳郡新化县”（今湖北枣阳市西南一带）、“雍州怀化郡新化县”（今四川遂宁蓬溪县一带）五处之多。而“安化”有三处即“广州桂林郡安化县”（今广西柳州一带）、“司州随郡安化县”（今湖北随州市东南）、“雍州西新安郡安化县”（今湖北襄阳保康县境内），共同点是多分布在湖北、安徽、四川一带当时的蛮民聚居区如豫州、司州、雍州等地。南齐（479-502）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以后的第二个政权，立国仅24年。如此短命的朝代竟设了五个“新化县”、三个“安化县”，其政权与蛮夷的尖锐矛盾以及王朝对化“蛮”的迫切期望在这些“王化”的县名设置中表露无遗。

这正是中原文明对南方蛮族地区的逐步推进和治理过程，体现了“新归王化”“王化之新地”或“安于德化”的政治意图。县治的设立不仅是军事征服，更是文化整合，往往伴随移民、儒学和农耕技术推广，逐步改变当地的生活结构。北魏的“新化”、南齐的“新化”、“安化”及宋朝的“新化”“安化”，三者虽无行政继承关系，但治理模式一样：以新化、安化命名，宣告主权与文化归属。从南北朝到唐宋，“新化”“安化”县名重复出现，印证了文明由北向南、由中心向边缘的推进这一中国古代“华夏化”进程的微观轨迹。

史载，梅山蛮分“生熟”两部：熟蛮渐染汉风，许是与移民杂处，渐染汉风的缘故。生蛮则“叛服不常”。他们以“硐”作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以渔猎为主，亦有火耕水耨，板屋畲田。蛮民有强烈的原始宗教信仰如信巫重祀的巫鬼崇拜。涟水上游的梅山蛮文化独立性强长期与汉地政权对峙。卧榻之旁，“环四封而居者”皆蛮。有如此一群蛮在腹心之地，马楚统治者的枕上怕是放不下一颗安睡的头颅。乾祐三年（950年）下六月马希萼引“梅山蛮兵千余人”突袭长沙：“大掠三日，焚庐舍自武穆王父子所积宝货，尽入蛮落，宫殿屋宇咸为灰烬焉”（《十国春秋·废王世家》）。二马争槽，乱于蛮而亡于“鞭”（边镐）的惨剧，印证了民族矛盾的尖锐性，至今读来令人心惊。然而更多时候，双方在盟约约束下维持着脆弱平衡。马楚政权以盐铁、布帛换取梅山地区的安定，梅山勇士则被吸纳进楚军，成为“蛮营”的精锐力量。这种在刀锋上建立的互信，使涟水流域成为汉蛮文化交融的坩埚——梅山巫傩仪式融入楚地祭祀，蛮族赶山汉子与江上渔夫的樵渔互唱在涟水两岸交织回响。

谭其骧先生在《长水粹编·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说：

湖南自战国时已有中原人生息，然其时蛮多汉少，蛮族所受华夏文化之影响盖极微，故西汉一代，无蛮事之记载。汉末王莽之乱，中原人士，始大举移植荆湘，至东汉时而蛮汉间冲突迭生，“蛮乱”时闻矣。其时接触既繁，蛮族中一部分人口，当已颇染汉化。范书《南蛮传》记东汉一代蛮乱，多有以五里六亭善蛮讨平者，此所谓“五里六亭善蛮”者，盖即后世所谓“熟徭”、“熟苗”也。各蛮族皆有“生”、“熟”之分，而“生”、“熟”之分，初无种族上之根本不同，不过因其汉化程度之深浅，予以区别而已。故生熟随时代而推移，其始为生，既而进于熟，熟之斯极，随变而为汉矣。是则东汉时之熟蛮，迟至魏晋六朝时，当已尽变为汉。

谭先生的描述虽不尽精准，特定时期也有汉变蛮的情况，但为我们揭示了由蛮变汉的基本进程。蛮风并非蛮荒，而是生机与力量。马楚时期的涟水流域是一幅刚健清新的多元社会图景：山民彪悍，土著坚韧，蛮汉杂处，既是马楚治理的挑战，又是独特的人文沃土。马楚若要稳固统治，必须化解蛮患，同时利用蛮地的物产资源。（未完待续）

 

【作者：李德仁，系娄底市政协原副主席、一级巡视员、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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