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楚政权对涟水文化体的形塑》系列研究以“文化形塑”为核心视角，旨在探讨马楚政权统治下，权力干预、人口流动与资源分配如何重构涟水地域的文化表达与实践。具体聚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政策对涟水流域文化体的改造与形塑、“开梅山”政策引发的族群互动与习俗融合现象、涟水航道对地域文化形态的塑造等方面。本网将以连载的形式陆续刊发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欢迎广大学者提出意见，开展交流学习，共同促进地域文化形态的研究。
马楚政权对涟水文化体的形塑
李德仁
（接上期）
（二）经济整合，繁荣共生
融合不止在战场，更多是“茶马互市”之类的商业贸易场所。涟水河畔商人的陶扑满里，铜钱与辰砂碰撞出清脆的声响。那是“锡”矿、稻米和傩戏面具在五代十国的市场里，悄悄达成的契约。
马楚时期，涟水流域成命运相连的经济地理单元，奠定“湘中经济走廊”基础。
马楚政权以茶叶贸易为引擎，以营田制为根基，以币制改革为血脉的经济政策，改变了区域经济格局，在无形中重新编织了涟水文化体的内在纹理，使其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1．茶叶贸易：经济血脉与文化纽带的双重织造
“夫南国土疆，山泽连接，远民习俗，多事茶园。上则供亿赋税，下则存活妻子，营生又取给，更绝他们”（《群书考索》后集卷57）
马楚政权深谙湖南地理优势，将茶叶贸易置于经济政策的核心。马楚治下，新化、安化等地所产的“渠江薄片”等黑茶，品质上乘，声名远播。马楚统治者采取开放策略，“听民售茶北客”，即允许民间自由与北方客商进行茶叶交易。
“（开平二年908年）秋七月王奏梁于汴、荆、襄、唐、郢、复诸州置回图务。运茶河之南北，以易缯纩、战马，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梁主诏曰‘可’，由是属内民皆得摘山收茗筭，募户置邸閣以居，茗号曰吧“八床主人”，岁收数十万国用遂足。”（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2《高郁列传》）
采茶征收茶税，政府招募富户开设邸閣，收储茶叶，称为“八床主人”，因邸閣常设八张床榻供茶商住宿得名。
这一政策极大地释放了民间活力，茶农、茶商积极性高涨，茶园遍布湘中，尤其是涟水及其支流沿岸，因便利的水运条件，成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与加工中心。茶市喧嚣，商旅云集，茶叶成为涟水流域最活跃的经济符号。以至于周广顺元年（915年），“湖南枕子茶……皆出于土产，亦有出于民家，未免劳烦，率皆靡费，加之力役负荷，驰驱道途，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今后并不须进奉。”（《旧五代史》卷110）
然而，马楚政权并非完全放任。为获取稳定军费，设立了专门的官方贸易机构——“回图务”，并委派“八床主人”等官员进行管理。回图务的职能复杂，既直接参与大宗茶叶贸易，垄断部分利润；也负责征收茶税（“收其征以赡军”），对民间贸易进行规范管理；还可能在保障贸易秩序、维护商路安全方面发挥作用。这种“自由”与“管控”并行的模式，形成了独特的官民互动经济生态。
茶叶贸易的繁荣深刻形塑了涟水文化体。首先，它催生并壮大了商人阶层，尤其是茶商群体。他们穿梭于南北，不仅带来财富，更成为信息、观念传播的载体，使涟水流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其次，围绕茶叶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和依附于此的市镇网络。涟水沿岸的码头、集镇因茶而兴，如锡矿山（今冷水江）附近因茶运与矿冶而兴起的聚落，其生活节奏、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无不深深打上“茶”的烙印。茶叶贸易的利润滋养了地方社会，为文化活动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使得涟水的文化表达中，增添了一份因商业繁荣而生的自信与开放。
2．营田制：稳定根基与乡土秩序的重构
马楚政权的经济基础牢固地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但农夫辛苦劳作，所得无几，而官府粮食满仓，一任鼠雀抢食。齐己在《耕叟》进行了辛辣无情的批判:
“春风吹蓑衣，暮雨滴箬笠。
夫妇耕共劳，儿孙饥对泣。
田园高且瘦，赋税重复急。
官仓鼠雀群，共等新租入。”
天策府学士徐仲雅也有一首《耕夫谣》赞赏农夫的勤劳，也抨击纨绔子弟的不知稼穑艰难：“张绪呈风流，王衍事轻薄。出门逢耕夫，颜色必不乐。肥肤如玉洁，力拗丝不断。半日无耕夫，此辈总饿杀。”
马楚推行的“营田制”，是五代时期南方政权普遍采用的土地经营方式，即无田少田户佃耕官府或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如诗僧齐己“本佃户胡氏子也”（《十国春秋》卷103《僧齐己列传》）。十八学士中何仲举“家贫，输税不及限”（《十国春秋》卷73《何仲举列传》）。募民种田，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天福八年（943年），马希范命邓懿文担任营田使，“籍逃田，募民耕亿”。其核心内容是：国家（官府）掌握大量无主荒地、籍没田产或部分官有土地（“公田”），招募流亡农民或无地少地农民（“营田户”）进行耕种。营田户向官府（营田务）缴纳定额地租（“租公田以耕交赋税”），其身份介于国家佃农和自耕农之间，相较于完全依附于私人的佃农，负担可能相对稳定，且拥有一定的耕作自主权。
营田制的推行对涟水流域意义重大。战乱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土地荒芜。营田制有效吸纳了流民，将他们重新固定在土地上，尤其是涟水流域肥沃的河谷平原和丘陵地带，迅速恢复了农业生产。这为马楚政权提供了稳定的粮食和赋税来源，是支撑其割据统治和对外茶叶贸易的经济基石。
营田制深刻影响了涟水文化体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它加速了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营田户）阶层的形成与稳定，成为地方社会的主体。这些直接依附于国家土地的小生产者，其生活世界紧密围绕着土地耕作、家庭生计和村社共同体。他们的生产经验（水稻种植、水利协作）、生活伦理（勤劳节俭、安土重迁）、社会关系（宗族纽带、邻里互助）以及与官府（营田务）的互动规则，构成了涟水乡土社会最深厚的“耕读”文化基质。以村落和宗族为基本单元的乡村共同体在营田制框架下得到巩固和强化，成为涟水文化体中最具韧性的部分。乡土情结、重农意识、对稳定秩序的渴望，成为涟水文化精神的内核。
3．币制改革：信用构建与商业文化的催化
乾化元年（911年）冬十二月，“是时开冶铸天策钱，文曰‘天策府宝’，铜制浑厚，径寸七分，重三十铢二参”；
同光三年（925年）十一月，马殷以“湖南地故产铅铁，用都军判官高郁策，铸铅钱，以十当铜钱一”，不久，“又铸铁钱，围六寸文曰‘乾封钱宝’……其文自上而右而下而左。独泉字作篆文。”（《十国春秋》卷67《武穆王世家》）
《资治通鉴》卷274《后唐纪三》云：“湖南专用锡钱。”
《十国春秋》卷67《武穆王世家》云：天成四年929年夏四月，马殷“下教，国内铜钱一直锡钱百”。
马楚政权的币制改革是其经济政策中极具创新性和争议性的一环。为应对铜料短缺、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需求、并攫取铸币利差，马楚先后铸造和发行了铜钱、大额铁钱（如“天策府宝”铁钱）以及锡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锡钱的大规模铸造。涟水流域上游蕴藏丰富的锡锑矿资源（主要在冷水江锡矿山一带），这为大规模铸造锡钱提供了原料保障。
锡钱等货币的发行，虽然存在贬值、易损等问题，但在特定历史阶段和区域内，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商品流通，以致“商旅出境，无所用钱，辄易它货去”，如此楚即“以本土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它为频繁的茶叶贸易、矿产品交易、日用品买卖提供了必需的支付手段，降低了交易成本，活跃了市场。涟水流域的集市、城镇商业因货币的便利化而更加繁荣，金属货币的广泛使用逐渐瓦解了实物交易的传统壁垒。围绕着锡矿开采、铸钱、货币流通，在锡矿山等区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矿业文化圈层。
币制改革对涟水文化体形塑的关键在于对“商业信用”观念的建构。虽然铁钱、锡钱的价值需要官方强制力背书（“良币”效应有限），但其持续流通本身就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强化了区域内居民对货币符号价值的认知和接受度。基于货币交易的契约关系、商业信用比以往更为重要。商人群体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掌握货币和物流而上升。涟水流域的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更多地参与到市场交换中，对价格、利润、风险有了更切身的体会。这种日益浸润的商业意识和货币观念，与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并存、交织甚至碰撞，为涟水文化体注入了务实、重利、尚变的因子，使其文化性格中兼具农耕的厚重与商业的灵活。
马楚政权在经济领域的整合政策——兴盛的茶叶贸易、稳定的营田土地制度、创新的货币体系——如同三股强有力的绳索，共同编织了五代时期涟水流域全新的经济与社会肌理。
茶叶贸易如奔腾的动脉，它凿开封闭，将涟水带入更广阔的商业网络，催生了商人阶层和市镇文明，其影响力在熙攘的市集与深浸的茶香中弥散；营田制则如深植的根脉，将流散的民众牢牢系于土地，重建乡土秩序，使勤劳、守序、眷恋土地成为民众最深沉的灵魂印记；币制改革则似流动的血液，以锡钱铁钱为媒介，加速商品的代谢，悄然改变着民众对财富与交易的认知结构，为涟水文化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这三项政策不仅构建了一种富有张力的经济形态——以农耕为基，以茶、矿为翼，以内需自足与对外贸易并重——更内在地重新塑造了涟水文化体。在这个文化体内部，“农商并重”成为显著特征。保守的乡土伦理与灵活的商业意识彼此融合，成就了涟水文化既踏实务实又敢于开拓的品格。地方社会结构在阶层流动中更趋多元，文人、官员、商人、手工业者与农民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
马楚政权的经济整合政策最终在涟水流域浇灌出了独特的地方文化之花：它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又带着茶与锡矿的气味；它深刻于农耕秩序的安稳，又跃动着商业精神的脉搏。马楚政权虽最终湮没于历史长河，但其经济血脉所滋养的涟水文化体，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与地域气质，融入了湖南乃至中华文化的浩瀚长河，成为其中一道独特而坚韧的支流。（未完待续）
【作者：李德仁，系娄底市政协原副主席、一级巡视员、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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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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