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楚政权对涟水文化体的形塑》系列研究以“文化形塑”为核心视角，旨在探讨马楚政权统治下，权力干预、人口流动与资源分配如何重构涟水地域的文化表达与实践。具体聚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政策对涟水流域文化体的改造与形塑、“开梅山”政策引发的族群互动与习俗融合现象、涟水航道对地域文化形态的塑造等方面。本网将以连载的形式陆续刊发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欢迎广大学者提出意见，开展交流学习，共同促进地域文化形态的研究。
马楚政权对涟水文化体的形塑
李德仁
（接上期）
（三）政权干预下的“富国”实践
马楚政权将茶叶贸易置于国家经济核心。据史料记载，马殷采纳谋臣高郁的策略，实施“令民自造茶”及“听民售茶北客”政策，允许民间自主产销茶叶，政府仅征收茶税。茶税年入“凡百万计”，占财政收入主体，成为支撑军费及政权运作的关键来源。为扩大茶叶流通，马楚在汴州（开封）、荆州（江陵）、襄州（襄阳）等中原枢纽设回图务（官营商业货栈），委派专属茶商（即“八床主人”）统购茶叶，北销中原换取战马、丝织品。此举形成“生产—收购—跨境贸易”的完整链条，推动湖南成为南方最大茶市，使茶叶成为“易天下百货”的核心商品。马楚政权对茶叶贸易实行双轨管理,民营部分开放民间产销，征收茶税；官营部分通过回图务直接控制大宗贸易。这种政府主导市场、商人代理执行的模式，与晚清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如轮船招商局）有形似之处，均体现政权对关键产业的深度干预。
从此意义上说，马楚政权（907—951年）的茶叶贸易政策即政权干预下的重商实践，深刻的形塑了涟水文化体。一百年后王安石以“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的理念，推行市易、青苗、均输等法，短期内国库收入增长1、5倍。一千年后，19世纪60~90年代，晚清重臣、从涟水流域走出去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师夷长技以图自强”，开启了“中体西用”的中国式近代化。三者跨越千年，却在内忧外患、改革求变、财政为先的逻辑中形成深刻呼应，其核心都是统治集团在危机中通过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实现“富国强兵”，是同一种经世思想传统——务实，重利，变法图存在不同历史节点的反复浮现。
1.时代背景相似
三者皆兴起于国家或政权存亡危机之中。马楚立国于五代十国乱世，外有强邻环伺；王安石变法时北宋深陷“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困境，财政濒临崩溃；洋务运动则起于晚清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太平天国冲击之后，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2.核心手段一致
均通过政权直接介入经济领域来增强财政能力。马楚实行茶叶专卖、铸造铅铁钱以垄断贸易利润；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市易法，由政府充当信贷与市场调控主体；洋务派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官督商办企业，试图以国家资本引领近代化。政权通过“八床主人”（官方特许商人）管理茶叶贸易，形成早期官商合作框架，其本质是政府监督下的商业运营。洋务运动进一步制度化此模式，在民用企业中推行“官督商办”模式，由国家控制资本和方向，商人负责经营。这种模式在目的上均试图平衡国家控制与市场效率，以经济手段服务“强兵”目标（如洋务派筹建海军）。马楚的实践虽早于洋务运动近千年，但体现了相似的国家资本主义雏形。
从政府推动性和目的（富国强兵）的角度，马楚政权的茶叶贸易政策与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模式尤具历史连续性。两者均以国家主导的经济干预追求实力增强，突显经济政策的工具性本质。明清之际，标榜“即事穷理”的经世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五代上》卷28对这种政权推动的重商行为点评，“高郁说马殷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于梁，易缯纩战马，而国以富，此后世茶马之始也。”接着他高度推崇此举合乎先王之道：“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问其所以有，而或可革也；法所无者，问其何以无，而或可兴也。”
这种“因时制宜”的商业智慧，与“经世致用”的精神高度契合。涟水流域矿产特产如茶叶、连锡、水运综合体催生“工商稳于耕读”观念，宋代涟水商帮崛起，形成早期娄商商帮的雏形。马楚政权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其重商政策，而商业活动本身即是一种高度务实的实践。商贾的“明敏多算”，成为“经世致用”最直接的生活源头。
3.目标高度重合
借以“自强”、“求富”为旗号，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支撑军事与政治稳定，延续政权生命。三者都短暂实现了财政好转，如马楚“国用遂足”，王安石变法期间国库充盈，洋务运动建成北洋水师。
4.历史局限共通
改革未触及体制根本，依赖个人权威推动，一旦主导者失势或执行偏差，便难以为继。最终，马楚因内斗而亡，王安石变法被废，洋务运动在甲午战败后失败。
涟水，这条在五代十国纷乱棋局中被马楚政权死死攥住的“黄金水道”，在今天早已失去了往昔的喧嚣与战略荣光。工业时代的铁轨与公路穿山越岭，现代水坝截流造湖，改变了它的流量与航程。属于军事卫戍的关隘哨卡，化作了村落名称中的悠远回响。
然而，当我们在文献的字里行间仔细爬梳，在湘中这片布满“寨”“堡”“塘”的地图上寻找线索，在梅山文化深处辨认汉风浸润的痕迹，在湘中民风里感受那份独特的坚韧与务实时，涟水那被尘封的辉煌历史便骤然清晰起来。它不再仅仅是地理课本上的一条湘江支流，而是一段曾经搏动着一个地方政权心脏的生命线，是解开马楚为何能在乱世湖南立足称雄的一把关键钥匙。
今天，当涟水复航的消息传来，我们仿佛听见涟水河上飘过来来自马楚时期船夫号子：那是承载着希望与力量的雄浑的时代强音！
这条河的历史告诉我们：地理，塑造了交通的命脉；而政权，重塑了地理之上的文化与人群。“涟水通道”的故事，是地理决定论与政治意志相互作用的经典案例，从五代马楚的归化军寨，到连通中原与江南的隋唐大运河，乃至近现代争夺海上咽喉的海峡要冲，历史的韵律，总在命脉之处，奏出最强烈的音符。涟水这条无声的古河道，这条横贯湘中的黄金水道，不仅成为马楚政权的经济命脉，更在民族碰撞、商贸往来中催生出一个独特的“涟水文化体”，为后世湖湘文化埋下深根。不仅成就流域文化第二个高峰（继汉连道后），更深度形成宋元以降“湖湘文化”的基因密码，在文明发展史中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
后记
真正的文化高峰，既不是某一文明的单向辐射，更非某一文明的故步自封，而是在交融中淬炼的共生智慧。
五代马楚政权（907—951年）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政策整合涟水流域，其文化形塑的缩影，恰藏于一株野菜——“马王菜”中。马王菜“叶似蔓菁，味苦多刺，即诸葛菜也。”（《溪蛮丛笑》）
此菜“味苦多刺”，被比作“诸葛菜”，暗喻马楚开化蛮区，促进汉蛮交融的艰辛与博弈，等同于诸葛亮南征深入不毛，七擒孟获，攻心为上，开发南蛮。民间通过野菜的命名，以“马王”（即马氏父子）之名附会诸葛亮，接受并强化统治合法性，催生了融合汉蛮特色，多元共生的涟水文化体。
“马王菜”非止于植物，而是历史叙事的活化石——它见证了汉人政权如何通过符号与生计改造蛮地，亦记录了蛮族在适应中的抵抗与接纳。苦味是阵痛，多刺是棱角，最终沉淀为文化的共生。（全文完）
责任编辑：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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