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蒋牧良：写在春天的深夜里

父亲(蒋牧良)离开我们六年多了。对于他，我有流不完的渭水，写不尽的尊敬和缅怀。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不堪叫首的黎明。1973年2月23日，我们一家人已经在父亲的病床前，度过了第四个不眠的长夜，微微的曙色透过窗棂，给我们阴郁的心带来一丝希望的光。医生曾经说过，只要父亲能渡过七天休克期，他的生命就有了挽回的可能。今天，是第五天了！我开始幻想着有那么一天，我们扶着父亲走出医院去……姐姐一声惊叫，打断了我的遐想，我意识到那可怕时刻的来临，扑上去紧紧

拉住父亲的手，然而这手却用渐渐的冷却回答了我。我含着泪水仔细端详着父亲的脸，只见在他被白发所遮掩的额头上，皱纹更深深地陷进去，他的眼和嘴微张着，好像还有许多话要向我们叮嘱。人们传说，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只要他心中有遗憾的事，有要说的话，他的眼和嘴是不会闭上的。我深信不疑，此刻，父亲正是这样带着无限的遗憾，怀着满腹要说而没有来得及说的话，走向了那个与我们永远隔绝的世界。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受磨难的岁月，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

1966年初秋，“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头几个月，父亲就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工作权利。开头，父亲还以为是组织对自己实行短期的停职审查，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审查清楚。他在家整天整天地看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和批示，看报纸上指导运动的社沦和火块文章，希望从那里得到启发。可是，时间过去了一天又一天，他反复阅凄的那些书刊中的一些段落，画上了蓝杠杠，又加了红圈圈，红圈圈中间苒打上蓝点点，无论他怎样努力，都理解不了这次“审查”的奥秘，他完全配合不上，只能靠边站。父亲一天比一天苦闷，红光焕发的脸开始消瘦。有许多个夜晚，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他办公室的灯光依然亮着，那里不时传来拖鞋擦着地板发出的响声。那脚步声旧大时小，时急时缓，一会儿停止了，接着又响得更沉重。

眼看着，冬残了，春又幕了，父亲恢复工作的希望随着时光在一点点消逝，他已经不能再在家咀看书学习，成天得挂着牌子去挨批斗。一天傍晚，大雨滂沱，父亲浑身湿淋淋地回到家里。妈妈急忙拿出于衣服来给他换，发现他的双膝又红又肿，腿都不能弯了。呵，原来父亲每天都被勒令跪在台L，可是，他从来没对家里人吭过一声，他怕我们难过。

晚上，正在上中学的姐姐哭哭啼啼从学校回来，说是学校红卫兵组织不接受她参加红卫兵，还宣布她是“黑五类子女”。据说省里定了六十名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们的父亲也是其中的一个。，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片刻之后，用冷静的声爵列我们说：“孩子们，爸爸自己做的事自己清楚，请你们相信爸爸。”说完，他便一拐一拐但却是很坚定的走进了办公室去。

第二天，我看见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他抄录的陆游的《书愤》：“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整孤忠，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他用这首诗来自勉。从这以后，父亲的情绪有了新的变化。在他的脸上，往日的苦闷、焦急、犹疑和等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战士临战前的冷静、坚毅、奋发和无艮。从这一天起，每天晚上，父亲办公室的灯亮得更晚更晚了，那里传来的不辑是焦躁的脚步声，而是翻动稿纸的沙沙声，被迫中断了将近一年的写作又继续进行了。不管白天是罚跪还赳游街，晚上他都要坚持写作到深夜，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他的长篇小说《湖边风雨》的修改上：(这部小说于1965年脱了第五稿，出版社曾多次催索，父亲总觉得还需要修改)。他把眼前的·切都髓之度外，让自己生活在洞庭湖畔的风雨里，那咀面的人物跟他血肉相连。也许父亲已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要赶紧完成这部小说。他怕一朝殒灭，遗恨千古。那些个夜晚，我总是躺在隔壁房间的床上，听着父亲翻动稿纸的响声入睡，那沙沙的声音，就像舂蚕夜食桑叶的响声。而他，我们的父亲，正是一条到死还在吐丝的春蚕。看着父亲忘我工作的情景，想到第：天他还得跪在水泥地上，我多么想尽自己的一点力挝，去减轻父亲的痛菏，我跑到文体商店给他买了一划护膝。当父亲系上护膝，抬头望符我的时候，他的脸上出现了感激的表情。我连忙转过脸去，泪水唰唰地往下淌。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环境里，父亲白天挨斗，晚上写作，我至今不能理解，他怎么能让自己的思维进入作品。大概他把白天的遭遇当作梦，把夜晚展现在他而前的湖边风雨当成现实吧。然而，现实与梦是不能颇倒的。不久，他的梦被打得粉碎。一天，省文联机关的一个“闯将”闯到家里，恶狠狠地下着命令说：“蒋牧良，革命群众要批判你那两部没出笼的毒草，交出来，你把它交出来！”父亲好像惜了一样，半晌醴不出活来，只管怔怔地站在那里。直到那人吼了好几遍，他才仿佛清醒过来，用颤抖的声音说：“在我这个家里，你们要拿什么都可以，这稿子可请你们无沧如何，无沦如何别拿走……”可是，那人的心肠好像是铁打的，不管父亲怎样哀求，稿子，他非拿走不可。《湖边风雨》加上父亲在五十年代写的另一部长篇《国防在后方》，共八十多万字的手稿就要被夺走了。父亲颤巍巍地打开那只盛手稿的箱子，把稿子一扎扎地拿出来，一页页熨平卷起的纸角，然后整整齐齐地放入十个大文件袋里。他反复抚摸着这些鼓鼓囊骥的纸袋，暴着青筋的手在纸袋上跳动，他流着泪说：“拿走吧，请你一定替我保存好……还要请你给我写个收条。”那人在一张纸条上潦草地划了这么几个字：“今收到蒋牧良手稿十袋。(签名)”写完扔给父亲，挟起稿子扬长而去。父亲拿着这张纸条站在空箱子前，止不住老泪纵横，后来，他竟然蹲在地上，哀声痛哭起来。我从来没见父亲哭过，更不要说这样的痛哭，这是被挖肝摘肺的那种惨痛的号啕，索不相识的路人听了也要心碎的！

此后，父亲大病了一场，曾经卧床好几天。他把那张收条放在枕边，过不了多一会儿又拿出来看一回；看一回，哭一回。人们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忧伤，可是不然，事情已经过去好些日子了，父亲的脸上还挂着擦不干的泪痕。有准来怜恤当他蘸着心血写成的作品，一朝之间化为乌有时，他心中那种痛不欲生的感情？

父亲这两部作品，的确来之不易。这两部来自于真实生活的作品，付出了父亲怎样的代价呵！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父亲为了这两部小说熬夜的情景，仿佛看到他正在用手轻轻捶着发痛的额头。整整二十个寒暑，父亲呕心沥血，构思于五更卧被之中，奋笔于夜阑人静之后。他二十年的心血竟这样被粗暴野蛮地践踏丁。这件事，像是在父亲心上捅了一刀，那伤口一直在淌着血。赢到最后，我们用手推担架把他推进医院的时候，他还沉痛地说：“我这一辈予，最痛心的事，就是那两部稿子，让人不明不白地拿走了。这么多年，还不知被搞得怎样乱七八糟！原先，我总想等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心情平稳一点，把它整理出来。可是，现在……”他说不下去了！在跟亲人告别的时候，他别的什么都没说，唯独郑重地提出这两部稿子，除了这是他终生最大的憾事之外，自然出含有希望儿女把这两部手稿寻回来的意思。可怜的父亲哪里知道，他去世以后，我们清理退回的手稿时，这稿子已经不再是整整十袋，而是一把零乱的碎纸条。当口抄没稿子的人还在，可那八十万字的手稿却一直没有下落！

父亲倒下了，但却是像战士那样向前倒下的。“眷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就足我父亲的形象；百折不移其志，千磨不易其心，就是我父亲的性格。

父亲去了，永远地去了。他生前一生辛劳，一世布衣淡饭粗茶，我们多想让他在人殓的时候能穿得好一点。可是，当我打开父亲盛衣服的旧皮箱，却不知该拿哪件才好。几套毛质的制服，还是他在部队工作时发的，它们被染成黑色或深蓝，领口和袖口磨损的地方又露出了军服的黄色；几件白布衬衣有的已经打了补丁；两双尼龙袜早就洗得泛了白……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哀痛，抱着父亲的衣服嚎啕痛哭。 

父亲去世以后，许多同志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其中更多的是一些青年作者。他们站在父亲的骨灰盒前，一声“蒋老”，双泪俱下，十分伤感地对我们说，他们永远忘不了父亲的关怀和培养，忘不了他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父亲与湖南省的青年作者们，确实有着很深的感情，因为在他的晚年，他把极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上。为了帮助张行同志完成长篇小说《武陵山下》，父亲前后花了五年时间。在这期间，由于肺病严重，他不得已住了院，可是，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还专心致志地给张行同志改稿子，并写了近二十万字的书信、眉批，逐章逐段地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为了充实这部小说的索材，父亲把自己在湘西剿匪时搜集的一些材料，无保留地提供给了张行同志。

1965年，父亲已是64岁的老人，还带着二十多名青年作者，到韶山灌区去办创作学习班。一次在去韶山的路上，父亲乘坐的小车出了车祸，他的脸和手都受了伤。可是，他回到长沙休息了两天，就又去了韶山，不管人们怎样劝阻，都挽留不了他。为了帮助青年们学习写作，父亲召集过许多次读书班、报告会，每个活动，他都要专心专意地准备发言稿，从来不信口开河。这些工作加上文联和作协分会的行政事务，占去了父亲已经不多的一点时间，甚至影响了他的创作，但他从不计较，从没有半点厌烦的意思。他真心实意地希望青年们上进，一旦发现哪个有了思想上的毛病，他就立刻找来谈话，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父亲常对青年们说：“一个作家要毫无‘身外之物’，才能真正做一番事业。”

父亲虽然去世了，但他的关怀还久久地留在那些青年作者的记忆里。直到现在，他们中问有不少人，还常常到家里来坐坐。一个作者对我说：“为了蒋老生前对我的严厉批评，我要一辈子感谢他。”另一个作者说：“蒋老生前为了我们，耽误了自己的写作，要是他遗失的手稿找回来了，我愿用两年时间米帮你整弹。”如果说，父亲一生有着许多遗憾，那么，能够使他满足的就应该是：他为培养党的文学事业的接班人，尽过自己的一点力量，而人们也将为此永远地怀念他。

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正是江南五月一个深沉而宁静的夜。窗外，响着淅淅沥沥的雨声。那声音又幽深又遥远，令人向往不可知的远方。我幻想着在那苍穹的尽头，正徘徊着父亲不肯离去的英灵。我们亲爱的父亲，他没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