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4）

　　“五卅”运动　砥柱中流

为了把上海青岛等地罢工斗争引向深入，党中央1925年5月28日召开会议。蔡和森在会上正确地估计了形势，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时也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他还提出了5月30日要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游行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却被陈独秀指责为“空泛而不切实际”之谈，并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蔡和森予以反驳，他严正地指出：“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眼病的观点”，“没有估计到广大群众的情绪。假如我们估计到了这些方面的话，则我们的目标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五万人。’’经过蔡和森的据理力争，获得了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中央便决定把工人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发动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游行示威，并成立上海总工会以加强组织领导。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蔡和森的预见。“五卅”那天参加反帝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市民，竟有近10万之众。

“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蔡和森提出了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的策略主张。他说：“现在总罢课是无问题的，总罢工也可以逐渐实行，现在要用一切力量促成总罢市的实现，以造成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会议再次接受了蔡和森的提议，决定号召上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以抗议帝国主义的大屠杀。5月31日，又组织了一次大示威；并召集了产业工会联席会议，公开成立了以李立三为委员长的上海市总工会。总工会当即发出了第一号通令，宣布6月1日举行全市工人总同盟大罢工。

在党的正确策略指引下，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为抗议“五卅”惨案，率先举行政治大罢工，继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三罢”高潮。当晚，中共中央再次举行会议。蔡和森在会上分析了正在发展中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策略主张：“在上海应当马上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成为这一反帝运动的总的领导机构，以巩固和发展这一运动，成为长期的斗争；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这就是我们最近几日的任务。”会议又一次接受了蔡和森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这一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同时要求把运动立即扩大到全国去。

党史研究　开创先河

“五卅”运动后，蔡和森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会后，蔡和森与陈独秀等一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国民党代表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商讨国共合作问题，揭露了“西山会议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给予国民党老右派以沉重打击。

不久，根据党的指示，蔡和森与李立三、向警予等一道从上海赴莫斯科。向警予进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蔡和森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驻共产国际。1926年2月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任务，发表了《抗议英国封锁广州的决议》，声援省港罢工斗争。蔡和森出席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会上致贺词。

在驻共产国际期间，蔡和森一面继续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一面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到莫斯科3周后，他即应共产国际东方局的邀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长达5万余字。它第一次用马列主义理论科学分析和系统地回顾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1925年9月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之间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内，亦是中国国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多侧面多层次，研究中共党史的第一部专著，为早期中共党史研究建立了科学体系，从而首开了马克思义中共党史研究的先河。

在这部著作中，蔡和森第一次区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级，即“五四”以前的“旧的阶段”和“五四”以后的“新阶段的革命运动”。蔡和森认真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产物，它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达到胜利。他还指出：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过去“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在缺乏领导阶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初步明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以后的运动中”要“准备武装暴动的技术和成立军事委员会。”在大革命中，而不是在大革命后，蔡和森就提出了这样杰出的思想，表明了深邃的远见卓识。

1927年“4．12”政变后，蔡和森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他7次给党中央写信，积极宣传“以暴动对付暴动”的革命思想，主张土地革命和“进攻论”，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两湖议案”。他参加“八七会议”，积极支持毛泽东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张，并力主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会议刚结束，蔡和森即离开武汉到达北京、天津，与王荷波等恢复北方局的领导机构。9月下旬，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及活动分子会议。蔡和森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题为《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约5万余字的这个报告于1928年7月经整理后在《顺直通讯》第2期上全文发表，1929年被译成俄文刊载在苏联出版的《中国问题》第1期上。这篇重要的理论著作，全面总结了“五大”以来的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整顿全国党组织的主张，是一份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内、中国国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的第一部关于党内机会主义发展史的专史著作。不仅在当时的国内外独一无二，就是在今天，也还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这方面的专史著作，堪称举世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