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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他用生命奏响《资水船歌》

2019-06-13 10:35 娄底新闻网 袁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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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高翔从二十几岁开始创作二胡曲,现有《担黄土》《资水船歌》等60来首。十里八乡的乡亲都亲切地称他为“湖南的阿炳”。《资水船歌》是龚高翔融一生的艺术体验创作的二胡曲,在创作出初稿之后的20年内反复修改,最近推出定稿作品,引起业内一片叫好。

第一回  

迷音乐小小年纪常逃学  买二胡忍痛卖掉千斤米

龚高翔1950年8月出生于新化县白溪镇。上小学时,有一个叫居士巷的地方是必经之地。居士巷在老百姓的口头演变成了“猪屎巷”,这里每天集中了许多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没事的时候就在这里拉二胡,巷子里每天各种调子的二胡曲此起彼伏,煞是动听。龚高翔每每经过这里,总要驻足听一会儿才去上学。他上学最怕的是老师批评,如果上学迟到了,他就索性不去上学,就整天待在“猪屎巷”听算命先生拉二胡,听得如疾如醉,乐不思家。久而久之,他自己也涌起了强烈的拉二胡的冲动。于是他自己从山上砍了一根竹子,把最大的一节锯下来,刨得光滑溜圆。又从山上找到了一张挂在树枝上的蛇皮把竹筒蒙起来,然后找了一根小竹竿和一把猪鬃做成弓弦。他就这样用自己做的二胡,凭着自己的感觉拉起二胡。慢慢地越拉越像。

一九六四年,十四岁的龚高翔因有二胡特长被选到大队宣传队,大队给他发了一把一元二角钱买的二胡。看着那把漆着红漆、蒙着蟒皮、马尾毛做弦的正式的二胡,他高兴得心都要跳了出来。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一有时间他就拉二胡。也没有请老师教,各种没学过的革命歌曲,他只要听几遍,就能“哑”出来,别人唱,他用二胡伴奏,非常流畅。他用这把二胡走了很多地方:1963年他到参军到北京某部当通讯兵,当了宣传队长用这把二胡,1973年,他参加修建车田江水库,他当宣传队员,也是用这把二胡。

1976年,他被调到白溪镇五七中学当了一名音乐教师,两年后,他又被调到白溪镇文化站当站长。随着二胡水平的不断提高,龚高翔渴望有一把高质量的二胡。可是,经济条件并不允许。为了二胡瘾,他常常背着妻子跑到长沙去,到那些卖二胡的店子里去蹭二胡拉。二胡店里琳琅满目的二胡让他大饱眼福,兴奋不已。他装作一副要买二胡的样子要服务员拿这把试试,又拿那把试试。每“试”一次,都要拉上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直到服务员催了,他才找个借口离开,另找一家二胡店,如法炮制。就这样他几乎拉遍了长沙的二胡店。但二胡高昂的价格让他感到可望不可及。

直到一九九三年,经历了一件让他感叹不已的事之后,他才决定要下血本买一把二胡。那是这年的春节前,他如往常一样到长沙黄兴路去,想到以前蹭二胡拉的二胡店去看看。在他印象里,那里的二胡是最好的。可是他在黄兴路来回走了好几遍,也找不到那家二胡店。他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但路标明明白白写着黄兴路。怎么会错呢?难道记忆有错?于是他问附近的一些店老板。店老板笑着说:你很久没来了吧?二胡店早就关门了,改为火锅店了!他登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不但没有人会永远在原地等你,连好的东西也不会永远在原地等你!联想到年轻人只学吉它,学钢琴,学各种各样的西洋乐器,很少有人学二胡,甚至有的年轻人连二胡是什么都不知道。他深深感到传统文化濒临灭绝的危机感。他想:至少在我手上,要将二胡曲好好的传承下去!

在长沙城里转了很久,他终于找到了一家二胡店,调试好音,试了几曲后,他非常喜欢。一问价钱,要420元!豁出去了!这次不能让二胡再跑了!回去之后,他狠心卖掉840斤大米,得到420元钱,硬是将这把二胡买了下来。

第二回

老儿卖艺少女献怀  为要二胡当众下跪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文化完全被边缘化了。社会上各种没文化的万元户、大老板不断涌现,而他这个管文化的文化站长的工资却糊不了口。他的工资看上去一直在涨,从每月十二元涨到十八元,再到四十五元。这是六七十年代的工资,虽然低,却还能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维持一个国家干部的形象。但九十年代后,各种物价上涨,他的工资的上涨远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虽然工资不断上涨,但根本无法养活一家老小。有一次家里有急用,为了借一百元钱,他一连找了五六个主,都没能借到,除了告艰难,还是告艰难。

镇里的各种歌舞厅里,播放的全是摇滚乐、西洋音乐,他觉得那完全是噪音,根本受不了。而搞民族音乐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龚高翔到镇里的艺术培训学校一看,只见一人一把吉它,问他们知不知道二胡,都说不知道。

这时的龚高翔已经有了八首原创二胡曲,除了《资水船歌》外,其它都是成熟的二胡曲。《资水船歌》却一直到六十岁才完善。

为了维持生活,为了内心的精神追求,为了传播民族音乐,为了开阔眼界,他也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

他想到外面去传播民族音乐,传播自己见原创二胡曲,看看这些民族音乐到底有没有市场,到底有没有人认可。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才到外面去,走上了卖艺之路。

不管春夏秋冬,龚高翔喜欢穿一身军装或者迷彩服,当过兵的他,对部队有着一辈子的情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当过兵。

除了军服或类军服、二胡,他准备的另一行头就是一张双面有字过了塑的打印纸。打印纸上方印着套红标题:有偿服务。下面是黑体字打印的引导语:城市人难以见到的是深山老林,现代人难以听到的是原声音乐。引导语非常大气,表现了一个街头卖艺人要与西洋音乐抗争的勇气与决心,就像一个要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其义气实可嘉也。在右边的推荐曲目里,排在第一第二的是《中国人》、《我的中国心》,实实在在地传达出这个卖艺人心中的正能量和民族精神!

抱着这种最原始的本真的想法,他卖艺的第一站来到了长沙。

他来到长沙火车站的时候,见人山人海,觉得这正是传播民族音乐的好地方。他找了一块空地习地而坐,拉起了二胡。人们向他投来奇怪的目光:这个人看上去又不像个卖艺的,穿着军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一本正经,好像一个刚出门的少女怕遇别人非礼。

可是刚拉了不久,就来了一个二十来岁的漂亮女孩,女孩站到旁边听了一首又一首,简直入了迷。慢慢地两人交流谈起来,交谈中得知女孩是山东人,名叫黄艳。聊熟了后,黄艳说:“大哥(其实应该叫大叔,可能女孩觉得他年轻,又有亲切感,就叫了大哥)能否我点什么你拉什么?”龚高翔说:“完全没问题。”于是,女孩点歌,龚高翔拉歌。女孩点了二十多首,龚高翔拉了二十多首,拉到胃都痛了,但还是强颜欢笑,要黄艳继续点。这时,高音喇叭里说去山东的列车已进站,请乘客进站上车。黄艳这才恋恋不舍,送给了龚一个大大的拥抱。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一个女孩的拥抱,龚幸福的血液流速加快。龚摸遍全身,找到一张照片,在照片后写下村里当时唯一的一部座机号码送给了黄艳。

直到二十年后,黄艳真的打来了电话,两人才又再续前缘。

且说龚高翔与女孩分别后,第二天,他带着那把卖了840斤大米买的二胡来到长沙的一条弄子里卖艺,把牌子摆在地上,坐在地上把二胡一拉,架势就出来了。可他刚刚拉了两首歌,还没来得及让别人来打赏,就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朝他走来。他顿时紧张地站了起来,警察说:这里不能拉二胡卖艺,你不知道吗?他连忙点头说:好好好,我走,马上走。警察却不由分说,一把抢过他的二胡,头也不回地往警亭走去。龚高翔紧紧跟在后面,低声下气地说着好话。他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二胡要回来!这二胡,是他的八百四十斤大米!警察来到警亭,把二胡收了。任龚高翔把好话说尽,就是不给。他眼泪都要掉出来了。没有办法了,他想到了下跪。他带着哭腔说:“警察同志,请把二胡还给我吧!我也当过兵,见过毛主席,见过周总理,见过江青,见过尼克松,我也是有尊严的人!可是,为了这把二胡,今天,我尊严不要了!一切都不要了,我向你下跪,行吗?”警察还是不理他。龚高翔突然“扑通”一声,真的跪了下去!

男儿漆下有黄金。但那个警察依然不为所动,把手一挥说:“走走走!”

龚高翔见下跪都没有用,便站了起来,胸中的怒气冲到了头顶!眼睛忍不住地流了下来,一边流泪,一边迈开大步走了!

这时正是交接班的时间。新的警察来接岗了。

他走了几十米远时,分明感到后面有个警察在追他,大声说:“喂!你回来!回来!”

这是刚才目睹他下跪那一幕的那个警察,他刚听别人叫他周队长,很可能是个副队长。

他分明感到周队长对他有一份同情。他对刚才那个警察的做法并不赞成,但那是一个小小的负责人,凭感觉那个人可能是这个警亭的“亭长”。而这一个可能是个副亭长,“亭长”下班后,他就可以做主了。

他往回走时,分明感到了拿回二胡的一线希望。

周队长把他带回警亭内,让他坐下,和蔼地问:你真的会拉二胡?龚说:是的,我会拉二胡。周队说:那你拉个《二泉印月》听听。龚高翔马上擦干眼泪,把二胡往膝上一靠,就拉了起来,一边拉一边流泪,激扬凄婉的二胡声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龚分明感觉到那个警察在流泪,但不敢流出来。他感到周队长不敢正面看他,把脸侧向一边,很有可能是在抽噎。唉,也许周队长也是贫苦人家出身,也许周队长想起了自己在农村的老父亲吧。

刚拉完一段,周队长已有点泣不成声的感觉。他一手掩着面,一手向龚挥了挥,说:“拿走吧!”

第三回

再护二胡他四脚朝天  盲拉《母亲》喜结知己

龚高翔感恩戴德地出了警亭,抚摸着这把失而复得的二胡,他觉得就像抚摸着自己的肢体一样亲切。他也记住了周队长,他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警察队伍中,有铁石心肠的,但更多的是同情百姓的。

他抱着二胡来到白沙饭店附近,出入那里的旅客很多,人们衣冠楚楚,呵呵笑着。突然,一个顾客说:你会拉二胡?拉个花鼓戏听听!刚刚受惊就来了生意,龚心里十分高兴,说:好。说着坐在一条石凳上拉了起来。刚开始拉,一个胖胖的男人走过来说:这里不能拉!龚说:让我拉完行吗?这个顾客要听。话刚说完,不远处两个凶狠的保安跑了过来,他们可能以为龚在与他们的“老板”争吵,为了维护主子的尊严,这狗奴才竟然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平生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用力一掌把龚高推出一丈多远,龚摔了个四脚朝天。龚只有一个念头:保护好二胡,他虽四脚朝天,却用一只手把二胡高高举起!二胡保住了,但由于没有注意保护腰,腰部严重受损。腰伤痛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有时还隐隐作痛。真是明枪易躲,恶狗难防!

他站了起来,沮丧地向外面走去,这时,一个在远处看着这一幕的包工头扯着他的衣服,说:“来来来,跟我吃饭去。”

包工头把他带到一个路边小店,给他点了饭菜。龚正好饿了,也不讲客气,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饭,包工头说:“同志哥呀,回去吧,到城里来干什么呢?城市不是你这种老实农民待的,到家里多好呀,老婆孩子热炕头,穷一点有什么要紧,有口饭吃就行。城里有什么好的?城里是个人吃人的地方。回去吧!”说完,给他五十元车费就离去了。这是一个在城市混得不错,却又想逃离城市的人。他赚城里人钱的时候肯定有心黑脸厚的一面,但他的内心深处,却还保存着纯朴的一面。他同情弱者。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这个包工头估计也混得不易,也有陶渊明归去来兮的念头。他认为城市不是龚这种老实人混的地方。帮一把是一把,他算帮了一把,尽到了自己的心。听不听他的,他也管不着了。

果然,龚高翔并没有听他的。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

龚想,我是出来卖艺的,我就要闯一闯,见见世面。当晚他又来到长沙火车站广场拉二胡。广场上人来人往,说什么方言的都有,兜售什么的都有,心怀鬼胎,鬼鬼祟祟的人也很多。但他不怕,他想,我一个人,什么都没有,我怕什么呢?坐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有一个人前来问津。那是一个广西人,见他牌子上写的二胡曲有八首是原创,颇为好奇,就点了一首《挑大粪》让他拉。龚拉完后,那人给了五元钱,叹息说:“现在搞原创的太少了!”难得一句话,也是真知音。他也盼望原创,但世界浮躁,人心浮躁,沉下来心搞原创的人太少了。这就是无奈的现状。

长沙不好混,干脆到深圳去。东南西北中,发财到深圳。深圳的包容性更强。跟着龚一起去卖艺的,还有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和三个中年男子。这次是组团而去。他们在深圳租了一套房子,正式安营扎寨。

在深圳的一条天桥上,刚刚摆开架势准备拉,一个负责治安的协警走了过来:这里不准拉。他担心发生与长沙惊人相似的一幕。赶紧站起来准备走人。这时另一个协警来了,说:可以拉,听我的。两个协警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龚不想让他们两人吵,站起来说:我不拉了。可后来的那个协警说:“我让他到我这边拉,不关你的事,你别管!”前面那个协警瞪了一眼,眼珠子都差点滚出来似的,气咻咻地走了。龚在那里拉了一天,为了不激发矛盾,第二天就走了。

他们来到西地村。这是一个不夜城。吃夜宵的摆地摊的耍杂耍的兜售各种货物的现场画画为名字刻字的算命的看手相的穿着性感寻找生意的,可谓应有尽有。这样的地方感觉很好,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穿梭其中,只要没有犯罪,就没人来管你。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在这里不再担心警察来没收二胡不再担心治安队员来驱赶,想拉多久就拉多久,想拉就拉,甚至还可以想睡就睡,想讲土话就讲土话,想讲普通话就讲普通话,闭目养神也可以,发发呆看看美女也可以。这真是一片自由的天堂。龚在这里拉了一个通宵。尽管是夏天,他却奇葩地戴着军帽,穿着旧军装,衣服扣子扣到了领子。会看的知道他这是军人风采。

他这副模样果然很快吸引了一个军人的眼球。一个退伍军人来到他的身边,让他伴奏《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他拉,退伍军人唱。他拉得如痴如醉,退伍军人唱得如泣如诉,配合得非常默契。两人很快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拉一会,唱一会,不知不觉快到了天亮。这个退伍军人叫许志强,是河南人,退伍后在深圳某公司当高管。他非常怀念军营的生活,非常尊重军人。得知龚也是退伍军人,还见过毛主席、周总理、江青、尼克松,更是对他肃然起敬。许志强留下了名片,表示要经常交流,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

临走时,许志强说:“我要回去上班了,你给我拉一首《母亲》吧。”

龚的头脑里顿时一片空白:他压根就没有听过这歌!他不怕露馅,但他怕扫了许志强的性,如果他不会拉这歌,许志强是不是会大为失望,甚至两人的友情会大打折扣?完全可能。

急中往往能够生智!

龚高翔说:你先哼一遍我听一下。

龚高翔对自己的乐感是很自信的!

许志强先哼了一遍。只这一遍,龚就把《母亲》的调子全记下来了。他说:开始吧。龚于是开始拉,许志强唱。许志强唱得非常投入,声情并茂,唱着唱着,眼泪都流了下来。龚高翔紧跟曲调,配合得天衣无缝。

龚高翔拉得太好了,以至于许志强根本没听出来龚高翔是第一次学这曲子。龚的内心里也十分感叹:《母亲》的曲作者真是太伟大了!只一遍我就记住了。

多年以后,退伍军人还跑到白溪来看望龚高翔。这是后话。

龚以卖艺的方式旅游。他没钱,但他似乎并不在乎钱的多少。别人点他拉歌,给钱由点歌者随意。能见见世面本身就是一件美事。

多年以后,龚高翔多么想以这一晚为题材,写一支题为《西街泪》的曲子。但觉得这首曲子没有“正能量”,也就做罢了。

第四回

喝茶醉我怎知轻重  “吃豆腐”他快快失踪

不久,他们来到了龙华镇。来到龙华镇火车站广场,顿有举目无亲之感,但他并不伤感,而是觉得自己用二胡的艺术又征服了一座城市,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连续多天以来,他没赚到钱,只好省吃俭用,一天的生活费控制在五元之内:早晨一只馒头,中午两只馒头,晚上两只馒头。五只馒头两块五角钱。一块五角钱的咸菜,一块钱的水。就这样过了好几天。

这天中午,龚高翔一个人到火车站去找“生意”。他又热又渴,还没有吃中饭。正准备去买馒头,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子跟他打招呼,说:先生,来来来,我们到偏一点的地方去拉。他跟那男子来到车站东头一个偏僻的台阶处,听龚高翔拉了两首歌后,男子改了称呼,称龚为老师,这就是把他当作艺术家了。男子说:龚老师,我能请你吃东西么?这正是龚最需要的了,龚高兴地说:“当然可以”。男子把他带到麦当劳店,十八元一只的包子,买了好几个,还有鸡腿、饮料等。龚大吃大嚼,吃得很欢。那晚,他拉到凌晨两点多钟。男子很喜欢龚拉的二胡,对龚说:“龚老师,我请你到我家里去拉,你敢不敢?”龚想,我除了这把二胡值钱,就再没有值钱的了。一个老男人,有什么可怕的?就说:敢。男子说:那我明天来接您。龚说:“好”。我们有五个人,一起去。男子说:“好”。

第二天,男子果然开车来火车站接龚一行五人。男子家是一栋大别墅,进去一看,里面已有三十多名艺人。男子客气地泡功夫茶给龚喝,小小的杯子,小小的茶壶,一次泡一小杯。龚正渴着呢,觉得一点也不解渴。男子“滴”一杯,他立马就喝一杯。男子再“滴”一杯,他又喝一杯。龚觉得这样喝茶一点也不痛快,好不容易才“滴”一杯,一口就喝完了。为什么不大杯喝茶呢?而茶叶却放了满满一壶。想想在农村,一壶茶只放几皮茶叶,而这里却是满满一壶,真是浪费呀。龚这样想着,男子说:“龚老师,这是功夫茶,慢慢品才有味,您可以喝慢一点。”龚已经喝了十几杯,也没刚才那么渴了,这时才慢一点喝。人家请我来是拉二胡的,就拉二胡吧。于是,龚把二胡拿出来,准备架在腿上拉,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突然觉得这把二胡变轻了!一举就把二胡举得老高!他突然有一种喝醉了酒的感觉。男子说,龚老师,这茶是能喝醉人的,您可能喝醉了,休息一下再拉吧。龚登时目瞪口呆:原来喝茶也能醉人啊。

龚只休息了几分钟就开始拉了起来。他拉了一首又一首。男子听得如痴如醉,说:“龚老师,您的二胡拉得真好,我也想学,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学得到吗?只要能学到你的三分之一,这辈子我就满足了”。龚只是笑着不回答。

后来,男子几乎每周都接龚去他家里拉一次二胡。龚见男子一直不提钱的事,有一次就直接了断地说:“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是出门卖艺的,还要搞点收入就好。男子说:不要紧不要紧!”说着,就给他们五人一个发了三百元。

后来,有一个黑老大也来到男子家里来听二胡,听唱歌,见与龚同来的一个少女长得漂亮,就想吃豆腐,口头说是要娶她做老婆。龚和同仁们都吓坏了:如果把姑娘糟蹋了,我们可怎么对人家负责?姑娘的父亲是龚高翔的好友,也是文化系统的。而这女孩是湖南省艺校毕业,长得非常漂亮,只是暂时没有工作。女孩父亲出于对龚高翔的信任,就让他带到广东去唱歌。其实人家做父亲的压根没想到是到街头卖艺。如果把人家的宝贝女儿糟蹋了,那真是罪该万死。

第二天,龚高翔就带着这支文艺游击队快快失踪了。 

又是一连十几天没有收入。龚只好又来到一家酒店门口想拉点生意。隔着玻璃遥望酒店大堂,只见富丽堂皇。偌大的龙虾,估计要千把元一只,可他们当小菜一样就着啤酒吃的正欢。他们推杯换盏,边吃边笑,不时露出金灿灿的假牙,就像一群吃人魔王一样,还不时露出手指上牛屎坨坨一样大的黄金戒指。

不一会儿,穿着暴露的一群女子走上大堂红地毯,走上T台,一阵伸肢扭腰,一阵欢呼怪叫。然后女子们走下来到各桌去给客人们点火抽烟,有些萎缩的男子趁机到女子身上“揩油”,引来阵阵怪叫。

这些“老板”、“大户”们显然不差钱。龚高翔想,他们只要拿出一小点钱来,我们的民族音乐就有救了,我们的二胡艺术就可以发展了。

他守在离门口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不断有人散席出来。他一连问了十几个“老板”,全都摇头说不要。并做讨厌地挥手要他走开的动作。

好不容易,终于有一个人给了他一枚硬币,很不耐烦地说:“走吧走吧”。完全就是打发叫花子的口气。

龚也把这枚硬币接下来了。他的内心甚为委屈,他想: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部门的正股级干部,难道真的成了艺丐?这是什么世道啊?

他这样想着,走出酒店外围时,一个残疾人摇着轮椅进来,向龚行乞,龚顺手把那一枚硬币给了那个残疾人。

这一晚,等于一无所获!

第五回

见老乡险入传销窝点  遇义友怎好鸠占雀巢

在深圳混了几个月,“生意”很不景气。龚高翔便想换一个地方试试运气。正在这时,一个叫刘安国的打他电话,让他到广西北海去搞表演。刘安国也是白溪人,龚高翔带队到娄底市参加文艺汇演的时候,刘安国表演的小品很受欢迎。

到了北海才知道,这时的刘安国是误入了传销,让他到北海来也是让他搞传销。龚高翔坚决不同意,并且严厉地批评刘安国,说传销不能搞,让他也退出传销。刘安国也就不再勉强,并说:我也做了两手准备,你不做传销,那就做演出。我有个朋友叫司马大师的,他在石林大酒店签约的气功表演师。

初见司马,只见这人年纪不大,头发却很深,还有一撮长胡子,样子看上去让人联想到坏人。但这个人非常热情够朋友,心地善良。司马把龚高翔带到自己租来的一室一厅的家里,让龚高翔住在他们夫妻住的卧室里,司马和妻子在厅里打地铺。过了几天,司马带他到酒店见老板,表演后,老板答应签约,价格是每晚六十元。龚觉得这价格可以,比街头卖艺强多了,但司马说:以你的水平,每晚至少要200元。于是没有签约,司马答应继续推荐。

晚上,龚高翔百感交集,没想到这些走江湖的朋友如此够义气。不知不觉睡到凌晨时,突然醒来了。一看,原来是风扇坏了,风扇一停,蚊子就不停地来进攻,叮咬得他完全睡不得。而司马夫妇在外间却睡得正香,怎么也不好意思去打扰。好不容易挨到天亮,龚高翔起来就说:我要回去了。司马大惊:为何就要回去?我还会给你找机会的。龚高翔撒个谎说:出来这么久,想家了。司马笑着说:就知道你想家了,一个男人,不带老婆出来怎么闯世界?下次把嫂子一起带出来,就不会那么想家了。龚高翔腼腆地笑了笑。

第六回 

办剧团兄弟争唱对台戏  寻演员一凳砸来险死人

龚高翔不但迷二胡,也迷戏曲。

龚高翔从小是个戏迷,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铁。白溪是成了不夜之城。经常有杂技团、剧团来白溪慰问演出。每次演出,龚高翔都要想办法混进去看。有一次演出入口很紧,一次只能放一个人进去。龚高翔左瞧右看,脑袋一摸,计上心来。他悄悄地趴到一个成年人的跨下,可他一动,那人就感觉到了,于是那人夹紧双腿,把他的脸夹得通红生痛。他在下面犟了好一会才出来。那一次是新化祁剧团在演出,演的剧目是《三审焚梨花》,板胡、京胡、二胡,他样样都觉得好听极了。他从后面慢慢地跑到前面,慢慢爬上了舞台的一边,因为是小孩,也没人管他。于是他大胆到了后台,看到演员们化汝,说说笑笑。原来演员在台上一本正经地演出,在后台也是这样说说笑笑的。

看了戏回来,他也学着演出,拿一根竹蔑条当宝剑,捡个竹筒当鞘,剪一本作业本纸当胡子,用口水粘在嘴巴上。把门帘裹在身上当大袍。自己胡纠唱词一顿乱唱,时而挥剑,时而抖袍。他觉得这样很威武。于是跑到院子里去“表演”,还对着一个成年人耍威风,那个成年人一把就将他的胡子扯掉了。

龚高翔1978年到白溪文化站后,镇上的文艺活动就没有断过。当时的镇上有三个剧团。说是剧团,其实家当并不多,一担皮箩(新化话也叫笼子)一把二胡,一套响器。响器包括鼓、锣、钹,鼓有大鼓小鼓,锣有大锣小锣。一个剧团十来个人。  这些都是老剧团的家当。龚高翔上任后,想搞点新的花样。他看到文化站有排练场地,条件不错。就组织了八名十七八岁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组成青年术团。八人里面有魔术师、气功师、快板演员、主唱演员等,可谓齐了。他们紧锣密鼓排练了三个月,排练出了《刘海砍樵》、《三毛级打鸟》和一个宣传计划生育的节目。此外还有一些气功、魔术等个人节目。节目排练好后,他们先去到湘阴县的杨林寨公社演出。林寨公社的人大部分是1960年建柘溪电站时移民过去的,都是老乡。老乡前来慰问演出,大受欢迎。每演出一场四十元,每个村演出一场,一个村也不少。有些晒谷坪是两个村合用的,今天在这一半坪里演,明天就在下一半坪里演出。在杨林赛演完后,又到汉寿县的西湖国营劳改农场演出。西湖农场的人也全部是新化移民。演出持续了整整两个月。

这一次演出,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青年剧团乘胜前进,第二年春节期间,将节目进行适当改进后,在白溪本土各村巡回演出,这成了白溪人一道文化娱乐的盛宴,演员成了明星,剧情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公共话题。

白溪本来是一个有文艺土壤的地方,这一次巡回演出,在白溪镇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剧团风,一些有实力对文艺兴趣浓厚的人纷纷自己组建剧团。有一个人把手扶拖拉机卖掉搞剧团,六万人口的白溪镇涌现了十多个剧团。有一个村的两兄弟各办了一个剧团,两兄弟掰起了手劲,互不示弱。你演一场,我也要演一场。真正在村里唱起了对台戏。可是,演得多了,人家不愿出钱了。他们就各自降价:不出钱也演,只要供给演职人员伙食就行了。这样一演两兄弟各多演了半个月的戏。这是白溪剧团成熟或者说竟争到了白热化程度的表现。竟争激烈,演员也是相当辛苦的,有时一天演两场,一天到晚拉二胡,龚高翔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黄莲骨风都拉出来了。

有剧团就要有演员,演员就需要培训。于是,老师变得紧俏了。本地老师不够用,还得外请。外请的老师还要走场子。连新化县文化馆的张贻灿老师也被请来上课,一上课就是两个月,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要,只是送了一桶板栗给他略表谢意。

剧团一多,设备也紧张。而镇文化站的设备相当先进一些,演出时用上了煤气灯。一些剧团也想用煤气灯,又不知到哪购买。有一个剧团为了演出,竟直跑到龚高翔家里把煤气灯提走了,丢下一句话:要多少钱我给。龚高翔只好再买,刚买回来,又被另一个剧团提走了。而厨柜上的梆子,更是早被人拿走。搞得他哭笑不得。

剧团虽多,但注定会沙里淘金。吹尽黄沙始到金,这是不变的真理。剧团最核心的竟争力来自演员,好演员才是剧团的台柱子。为了寻找好演员,龚高翔到处打听,“寻花问柳”。有一次在一个缝纫店听说安化有一个好演员,能说能唱,能演会跳。龚高翔便搭车100多公里,又走了50多里小路去寻找。见到人后,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只好作罢。有一次听说山溪乡有一个叫夏小妹的演员不错,便与另两人步行60多里去找。一到夏家,其家人听说要让小妹去演戏,拣起地上的凳子狠狠砸了过来,好险!如果当了这一凳,只怕不死也要脱层皮。好在三人中有一个武功较好,当对方再要砸时,被制止了。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演员,排练到一半,突然不干了,说要开服装店去。说走就走,让你哭笑不得。有一次戏全部排好了,只等演出了,有一个突然不干了,这简直是要让全团瘫痪。龚高翔硬是带几个人把她抱了回来再做工作。演戏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有一次在吉庆礼堂演出,小小的礼堂挤了两千多人,而前门是关闭的。一个演员的小孩在前门处玩,这时突然前门被冲开,涌进来一批人,只差一点点踩着那演员的小孩,想想都让人后怕。有一年春节,龚高翔演《刘海砍樵》时,唱刘海的歌本来很费劲,而他又特别卖力,演完后出了一身大汗。回家洗澡冲凉,不小心着了凉,打针、吃药搞了两个月都没有好。第二年清明节挂青时,一里的山路歇息了三次,可见其伤风之重。有谁知道唱一个戏居然要费如此之大的力气?竟会给身体带来如此伤害?

第七回

搞演出父母外公没送终  难回天剧团衰败无留意

1973年,新化九万民工齐上阵,修车田江水库。龚高翔本来被安排当白溪宣传队长,行到中途被县文工团打了劫,当了县文艺宣传队队长。这一年的十二月,天寒地冻。当时的气候普遍比现在要冷,在山区就更冷了。但数万民工依然干得热火朝天。

快过年了,县里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全县文艺汇演。在排练节目的时候,龚高翔得到了口信:母亲病了。他在心里犯了一下滴沽:不会有大事吧?但他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然而,排练工作紧张地进行,一个钉子一个眼,哪个家里没有点事?为了集体的事业,哪个不献身?不以集体为重?再想想,母亲只有四十多岁,应无大碍。于是,他想方设法弄到了三斤砖糖的指标,买了三斤砖糖托人带给母亲。从车田江到白溪,一百多里的路程,其在人们心目中的跨越难度,恐怕要过于现在的一千公里。

排练结束之后,龚高翔随文艺队转移到了新化县城,准备参加全县的文艺汇演。这时,家人托人到车田江找他,母亲已经去世。家人没有找到,又转辗到新化县城找他。彩排的时候,龚高翔在台上拉二胡,台下的人已经接到了其母去世的噩耗,没有立即打断他。彩排结束后,领导才叹息着把这噩耗告诉了他,龚高翔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他估计母亲还没有吃到他买的砖糖。领导安慰了他好一阵,最后说,希望他不要影响第二天的演出。龚高翔含泪答应了。第二天他照常登台演出,有谁知道,他欢快的二胡曲是母亲用生命换来的呢?演出结束之后,县文工团派人送龚高翔回白溪,买了一个大花圈,但此时,母亲的灵柩已经上了山,如果再晚来一点,就已经下穴埋土了。他只看到了母亲的灵柩。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只看到了一副料!没能为母亲养老送终,龚高翔放声痛哭,悲天抢地,振动山野,痛切心肺!

1980年,担任镇文化站站长的龚高翔正在组织青年剧团在新化县荣华乡演出,排练的剧目有《柜中缘》和《刘海砍樵》,《柜中缘》演绎的是宋代抗金英雄岳飞之子岳雷,为躲避官兵的追捕,阴差阳错,误入刘家,与刘玉莲小姐花开并蒂,喜结连理的一段佳话。

正在紧张地排练的时候,龚高翔得到转来的电话内容:父亲去世了。龚高翔脑子里翁翁做响,悲从中来。好在荣华距白溪不远,他赶紧回去奔丧。没能为父母送终,尽到最重要的为人之子的职责,是龚高翔一辈子也不能愈合的伤痕。

1982年,龚高翔正率青年剧团在汉寿县的西湖劳改农场慰问演出时,外公病危,家族中众多亲人都去看望,时年91岁的外公头脑清醒,他一个一个地数着,说:只有龚高翔没到了。外公一直对他很好、很牵挂。临终前最惦记的人就是他。可是,他一出去慰问演出就是两个月,家人到镇政府邮政所去打电话,也不知打到哪里,只知道去了湘阴杨林寨公社,谁知他率的剧团从杨林寨公社演出结束后又去了汉寿?电话机本来就不多,即使有电话,打通一个电话也很不容易。何况根本不知他去了哪里?等他从汉寿回到白溪时,外公已入土一个月了。

白溪是一块戏剧的土地。很多人开口能唱。这种风气的形成,很可能与这里的人们长年驾船、放毛板船有关。因为驾船、背纤、放毛板船时,人们要唱滩歌,唱滩歌不仅仅是娱乐,也是激发内心深处的勇气,是鼓劲。这正像人们放鞭炮,放鞭炮不仅仅是热闹,更有驱鬼神的意思。声音越多越杂越响就越热闹,鬼神也就敬而远之。鬼可能是害怕声音的,只有静悄悄的地方才有鬼神出现的可能,所谓安静得能听到鬼神的出没。胆小的人走到过于安静的地方就怕鬼。人也是如此,挑着大粪上坡的时候,肩上的压力已接近体能的极限,如果再静下来,就有可能被鬼神拉走,因此要发出声音,这才有“哦荷——黑呀!”的坡歌。驾船到险滩急流之处,不闻人声,只闻水流冲下坡的怪叫声,人的体力也到了接近极限之处,也是人的坎儿,过了就是人,没过可能就变成鬼,或者被鬼扯去作一回客。因此这时就要靠内心深处崩发出来的底气、力气发出声音来,驱走内心的胆怯,让人气和人的声音盖过安静,盖过鬼神的觊觎。声音越大越久远,鬼神才会被吓得远远的。

因而,资水河边的男人们都会唱歌,唱得粗犷、激越。当然,娘儿们就天生的更会唱歌。两个世纪的交界之际,这里的艺术团之类的组织便神奇般涌现了出来。六万人口(现在是八万)的一个乡镇,竞出现了三十八个剧团,什么梅山艺术团,蚩尤艺才团,七歌艺术团,八歌艺术团,四毛艺术团,红日艺术团,东方红艺术团,好日子艺术团,新世纪艺术团,杂技艺术团,十二名媛艺术团,白溪十三钗艺术团,堂客嫂子艺术团……这些艺术团置办了统一的服装、乐器,管乐、弦乐、饒钹应有尽有,实力强大有包工头或其它行业的大老板投资或控股的艺术团,就还购有演出车辆,车开到哪就演到哪里,把车门一打开,台子一翻开就是一个舞台。做红白喜事自不消说,是必请艺术团的。而过六十八大寿,有的甚至过四十五十之类的小寿,也要请一个艺术团热闹热闹,以示有脸有钱有情调,也顺便敛了钱财收回了人情。那时候啊,白溪那些吃活水的人们,在外打工经商开店炒房当包工头甚至当鸡头的人们,都赚了钱,发了财,回到家里光宗耀祖,在这方面舍得花钱。

然而,真正有实力的人毕竟是少数,真正舍得花钱的也是少数。艺术团挂羊头卖狗肉的也是有的,一个艺术团,二十多号人或三十多号人,真正懂“艺术”的人又有多少呢?能玩出“艺术”花样的人又有几个呢?人们在花钱的时候,难免要到处打听,哪个团哪个名角有真功夫,懂行的人有可能要把三十八个团一一遴选一遍。懂行的人精明的人一多,自然就有一些团揽不到生意。这些一哄而起的艺术团在大浪淘沙中自然要被淘汰出不少。最后剩下精品。当然,也有可能精品也留不下。特别是在反腐败之利剑高悬,八项规定的大背景下,那些靠政府部门的裙带关系报销费用的人就玩不下去了。

那时的白溪真是繁荣的狠,一片太平盛世的样子,他们不但唱遍白溪,还要唱遍新化县城,唱到全县各个乡镇去。特别是那些底蕴深厚,有戏骨的人,能把几个经典老戏唱得字正腔圆的人。他们到处受欢迎。几个老戏也就越唱越久远。什么是有热闹有传承有经典?这就是了。

白溪镇一下子涌现三十八个剧团,看上去繁荣昌盛,热闹非凡。实际上演员们的地位并不高,他们只是在老百姓家里有喜事的时候热闹一下,赠个喜钱。其实,这跟那些拿着一面小铜锣,边敲边打,上门唱好话讨钱的人性质没有多少区别。区别在于,剧团有组织,有阵营,是接受邀请而去。每一次演出的价钱也都有一定的规矩。而打铜锣唱好话的“乞丐”只是“个体户”。

但世上本来也没有绝对的尊严,推销文化产品跟推销其它物质产品一样,都要有口才,都要讨价还价,都要相互尊重。要说绝对尊严,只有死了才有尊严,让别人对你跪拜行礼。

因而,剧团能否生存下去,与尊严无关,只与业务有关。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为人家的红白喜事唱戏有什么失尊严的?在最传统的农耕文化思想里,当然这也是让人笑的,因为这不是正业,是游手好闲的一种。

而现在,只要有业务,剧团的人们就快乐。红事也好,白事也好,他们都是唱着同样欢乐的歌曲,都是唱《刘海砍樵》,都是翻筋斗。

让人揪心的,是业务。

本来,根本不存在业务的问题。在这个众人攀比的年代,你家娶媳妇请了一条龙,我家娶媳妇就要请两条龙。你家老父去世请了一个戏班子,我家就要请两个戏班子。攀比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这对剧团的发展壮大是非常有利的。可是,还有另一种班子在与他们抢生意,这就是专门做法式的迷信班子。很有钱的两种班子都请,一般有钱的只请一种班子,选择了迷信班子,就不会选择戏班子。当然,再不济的也要请一个班子热闹一两天。

剧团发展壮大了,老百姓却怨声载道,纷纷责骂这个社会:生人生不起,死人死不起!没有几十万怎么送走老人?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剧团就慢慢地衰落了。至于原因,也许是剧团太多,沙里淘金。也许是剧团水平不高,年轻妹子不多,拿不出像样的戏,推不出亮眼的美女,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的娱乐方式增多了,电视电脑手机,随时随时可娱乐。你几个老堂客们老头们唱戏,唱得再好也吸引不了观众。

剧团的衰败已成定势,谁也无力回天。

剧团虽然各自为政,生死自管。但他们同样有一种官方情结,希望得到官方的关心和指导,希望得到官方的奖励和投入,希望得到官方的关心和关注。

从理论上来说,文化站是管这些剧团、联系这些剧团的。龚高翔有时间到各个剧才去走一走,问一问情况。有一次他来到一个濒临倒闭的剧团,剧团里一个吹箫的老师父非常高兴,简直可以用奔走相告来形容。他对演员们说:龚站长来了!我们的剧才不会垮了!当天正好碰上剧团团长家杀年猪,团长把猪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割了一块下来做一碗菜,用来招待龚高翔。吃完饭后,龚高翔召集他们开会,要他们多搞文化活动,弘扬社会正气。至于如何让剧才好好生存下去,龚高翔也没有招。

毕竟,村里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多到外地打工去了,村里不再热闹。即使演一场好戏,来看的人也是老弱病残,看的人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组建一个像样的剧团,实在不容易。一个剧团二十个人,就是二十条心。毕竟,赚钱养家是第一要务。年轻人固然留不住,就是堂客嫂子们,她们自己愿意留,但老公不愿意。老公愿意,父母又不同意。这会儿同意了,过了一阵又变卦了。这样的事多,搞得团长天天做工作。但你拿不出钱,做工作也是不容易的。

剧团式微了,原来的三十多个剧团,变得一个也没有了。那些有名的旦角、末角、净角、丑角,还有各种道具,都像陈年的旧物,只是偶尔获得到人们的一声声沉重的叹息。

第八回

“挑大粪”赴任路上被劫持  “赛龙舟”乡村歌者称第一

龚高翔是白溪本地人,他的文化的根深深地植于资水河畔这块土壤。他就像陕北那个最早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农民李有源一样,他的二胡曲调都是自己的原创,每一个曲调和音节都是沐着资水,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刚刚从部队回来的时候,龚高翔每天都跟农民兄弟一起挑大粪,一担大粪有一百三四十斤重,从农民家里的茅坑里舀出来,挑到菜地、作物地上去,往往要过好几个坡。六月开气热,挑着大粪更是汗爬水流,累得气喘吁吁。但坡是必须要过的,不进则退,如果一松劲,一退,就有可能连粪带人跌下坡去,跌个人仰马翻,说不定还有被翻倒出来的大粪淋着身子灌到嘴里的危险。那将是相当难堪的事。挑粪上坡就像逆水行舟。为了爬坡过坎,农民大哥们在临近坡时就开始张口唱歌,唱的是“东南风来呀哦——荷——”“南风扯起北风来呀哦——荷——!”

“打哦荷”在新化农村被看成是招鬼的,如果是晚上谁在家里大声唱“打哦荷”的歌,是要遭老辈人骂和制止的。但挑粪的农民大哥就爱唱“打哦荷”的歌,一“哦”—“荷”都要发出奇奇怪怪的变音、怪音,这就是农民大哥在挑战生命的体育极限,在歌唱劳动。这往往产生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他们在“哦荷”声中把一担一担的大粪挑上一个又一个坡!

龚高翔觉得,挑大粪是光荣的劳动,为什么没有人写曲子歌颂这些劳动者呢?我也是个挑大粪的,就让我来歌颂他们吧。于是,龚高翔怀着深情创作了二胡曲《挑大粪》。

1972年,龚高翔被白溪镇派到田坪区晏家乡修车田江水库,修车田江水库是一个大的工程,全县9万农民齐上阵。为了慰问农民兄弟,每个区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新化县则组织了文工团。龚高翔坐上公共汽车去报到,他脚穿皮草鞋,身着褪色的军队夏装,背着一把一元二角钱的大队发的二胡。所谓皮草鞋,就是用橡胶轮胎做的凉鞋,这种鞋耐磨,在七十年代的新化农村被普遍使用。龚高翔的这副打扮,既像农民,又像军人,还像文艺工作者。或者说四不像。总之是很有特色,每一种角色的特色或每一个阶段的人生角色都在他这身打扮上有所体现。说他四不像他又都像。

刚坐上车,一个中年男子上来搭讪。那时候的人只要有人搭话,大家就都会接话,相互之间没有现在这样提防,防抢防骗的意识在那时候是普遍没有的。龚高翔就跟他聊了起来,那人只问他的二胡和文艺特长,听说他创作了原创二胡曲《挑大粪》,那人很有兴趣,让他拉一遍听听。龚高翔觉得车上不太方便,就打了推辞。

这时司机来了个激将法,说:他的二胡只能在毛屎背后拉得。龚高翔一听,说:对!那我就拉一个毛屎背后的歌。男子车上众人一听,大为不解。龚高翔说,这是我自己作曲的《挑大粪》,献丑了。说罢就拉了起来,一曲拉完,车上掌声不断。

中年男子更是兴奋不已,说:真不错,没想到农村还有这样的人才,还能创作原创二胡曲。告诉你吧,我是县文工团的导演,正在物色文艺人才,你直接到县文艺宣传队去报到吧,你到县城就下车,我会安排人接你的。

他就下了车。刚下车,就有两个年轻人问:“您是龚老师吗?”龚高翔很诧异:“怎么?你们认识我?”年轻人说:“是导演让我们来接您的。”龚高翔感到非常高兴。

他就这样半路上被“打劫”到了县文艺宣传队。

《挑大粪》在新化县公开演奏之后,赢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但事后,一位“专家”级人物评论说:最好改个名,《挑大粪》这个名称太丑了,换个名称,就叫挑肥料吧!龚高翔一听,顿时火冒三丈高,他撕破对专家尊重的面纱,爆出了粗口:“你懂个鸟?!我们吃的大米、蔬菜、面食,哪一样不是靠大粪来滋养?人靠的就是大粪,大粪为题何丑之有?”那位“专家”先是大惊失色,继而满面通红。多年之后龚高翔向别人讲起这个典故,依然是情绪激愤不已。

白溪的资江段波光粼粼,掩映在青山之下,甚是美丽。更为可贵的是,资江的白溪段水面宽阔、径流毕直,适合做龙舟赛道的就有一千余米。因而,每年都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龙舟赛。有时新化县全县的龙舟赛也放在白溪举行。每当龙舟赛举行时,身强力壮的小伙们身着力士妆,大秀小鲜肉。资水河里舟赛成排成对,鼓乐声声,鞭炮阵阵,两岸观赛的男女老幼更是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抱幼扶老,喜气洋洋。人们穿着花裤、喇叭裤,裤袋子里装着豌豆,边走边吃,或站着慢慢吃,一脸的幸福。这是多么美妙的场景,这是劳动人民喜庆的日子。

从五月农历初五,到五月十五,十天都属行端午节。初五是小端午,十五才是大端午。从节期的说法来看,比春节都长很多。

龚高翔每年都去看龙舟,作为文化站长,他是这个赛的主要组织者,或者说就是一个承办者的角色。每次赛完回来,他就感到一丝丝失意:赛会上播放的音乐都是流行音乐,唱的歌都是通用的喜庆歌曲,为什么没有一首专门写龙舟赛的曲子呢?这样盛大的节日,应该有专门的曲子。龚高翔这样想:没有人写龙舟赛,那就我来写吧。弘扬民族文化,丰富民族音乐,我这个文化站长责任!生活在资水边上,资水哺育我成长,我理应讴歌资水!讴歌我的母亲河!讴歌母亲河的盛事!就是怀着这样的理想,龚高翔创作了二胡曲《赛龙舟》,以纪念、歌颂这种伟大的运动!

这或是我国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同类题材的二胡曲。

第九回   

打擂台乡镇艺人PK大学教授  续旧缘廿年后兄妹二人再聚首

《资水船歌》最初的灵感源头来自于少年时候。那一天,龚高翔与同年伙伴张福云在山上杀牛草,张福云连杀草连唱歌:

噢——噢——

嗨——嗨——

嗨——哟——嗨——

噢——噢——

嗨——嗨——

嗨——哟——嗨——

船工来里呀鱼仔(音“再”)饭

船没回来就盐菜饭

船没回来就打烂了

打烂和乐(新化方言:“没关系”的意思)

下回(音“铁灰”)再做只成剥落(“剥落”,新化方言,船的意思)

成剥落摁(新化方言:不的意思)赚钱

再来做只毛板船

噢——噢——

嗨——嗨—

噢——噢——

嗨——嗨——

嗨——哟——嗨——

龚高翔听得津津有味,听得入迷。听一遍就完全记住了。张福云说,这是摇橹的号子,还有拉搭包的号子,是这样唱的:

领:哟罗喂——

齐:嗨——呀——

“拉搭包”就是我们说的背纤。

原来,纤夫背的那根张绳并非一根“绳”,而是一个土布做的又长又大的袋子,这个袋子可以做粮食、日常用品等。搭包与纤绳之间有一个搭扣,一旦发生危险,纤夫只需一松劲,就可以让搭包与纤绳分离,人就不会被船拖入水中。这种设计,保证了纤夫的安全,又方便纤夫带粮食物品回家。

劳动人民的智慧,真是让人佩服。有劳动的地方,就有智慧。

这是龚高翔第一次听到完整的船工号子。此前,他亲眼见过背纤、摇橹、划桨,并眼见过资江河水中如云一般的帆船顺风归来的壮观场景。改革开放后,龚高翔又听亲见了资江河里日夜不停的机器轰鸣,见到人们疯狂的挖沙、淘金,把河床搞得千疮百孔,河里堆满了磨头石,甚至堆积如山的“假沙”。所谓假沙,就是河里已没有沙子,把从外面运来的机器加工的山石沙子当作河沙堆到河边,当作河沙卖给建筑包工头。还有那整晚整晚的噪音,这让龚高翔伤心落泪。他很怀念放毛板船的资江,怀念清清河水的资江。他想,一定要写一首曲子来怀念从前的资江。他以船工号子为主旋律,用声音对放毛板船的紧急情况进行模拟,对河水进行艺术化的模拟,模拟急风、暴雨、急滩、恶浪、漩涡以及船工紧急避险,模拟背纤、摇橹、划桨,甚至连纤绳勒得转绳的滚筒“嗟——呀”做响的声音也都模拟了出来。具有一种真实的、艺术的力量。

杀年猪也是农村一年一度的盛事。从名称就可以知道,所谓年猪,就是一年才杀一次猪。这个日子一般是选择农历的十二月初八。年猪一杀,过年就拉开了序幕,过年的氛围就来了。杀年猪是村民们都关注的大事,从年猪的第一阵也是最后一阵凄厉的叫声,到年猪被挂在楼梯上开肠破肚,再到年猪被放到屠桌上切割,每一道程序都吸引众人的眼球。屠父在这一天绝对是明星级的人物。他说哪一坨皮子油可以给谁吃就给谁吃,猪的全身都是宝贝,甚至有人说得神乎其神,说猪肚子里可以取出什么什么宝物出来。围在年猪旁边,乡亲们有说不完的话。大家好像一家人那样亲切。因为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年猪可以杀的,乡亲们都来买肉,但主家要留一部分过年。

后来,农村里几乎天天杀猪,杀猪不再新鲜,猪肉和猪内脏都没那么好吃了。但龚高翔更怀念杀年猪的时代。于是,他创作了二胡曲《杀年猪》。

2015年12月24日,湖南省文化厅的年度联欢晚会在长沙举行,主办方邀请的二胡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某高校二胡教授梁老师,另一个就是龚高翔。参加晚会的娄底市副市长甘跃华提议说:“龚站长,你能否拉一首《杀年猪》?”龚高翔点点头答应了。龚高翔于是准备了两首原创二胡曲,一首是《资水船歌》,另一首《杀年猪》。

梁教授先上场,她拉的是《赛马》,娴熟的技巧,高雅的妆扮,高雅的气质,演奏可以说无可挑剔。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省文化厅副厅长鄢福初悄悄问龚高翔?你跟教授PK,怕还是不怕?龚高翔说:不怕!于是就上去了。

他先拉《资水船歌》,弦一拉开,观众鸦雀无声,万众瞩目期待。当这首陌生原创曲目优美的旋律进入观众耳鼓时,观众十分兴奋。当他用二胡模拟船工背纤时,绳子勒着巨大的转盘发出“节——节——”的音乐时,全场顿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把后面的曲调都打断了。当《杀年猪》拉完,全场同样是掌声雷动。

晚宴上,鄢福初首先向他敬酒,称他是“湖南的阿炳”。甘跃华也向他竖起了大拇指。一桌人向他敬酒,外桌的人也向他敬酒。看到梁教授被人们遗忘了,他于是举杯向梁教授敬酒。

这就是原创的力量!

几年前,龚高翔在自己的责任田的田埂上,建了一间简陋的木房子。全部是自己手工制作的,材料费花了两千多元。他很喜欢这间与田野零距离接触的小木房子,不但在这里拉二胡,搞创作,劳作之余休息,有时他还干脆睡在这间房子里。有文艺界的朋来友了,他也直接带到这里来,觉得这样方便些。今年正月初二,还有一位画家专程从省城长沙来到他的这间小屋与他相会。

我把这间房子称作龚高翔的“田野工作室”。每一个艺术家都必须有自己的工作室,只有在自己的工作室才能进入工作状态。即使在自己的家里,与自己最亲的人老婆孩子在一起,也是无法进入工作状态的。我觉得这间小木屋的存在,就是他作为一个民间艺术家的创作欲旺盛的标志。世界上,恐怕也难以找到比这间田野工作室更接“地”气的艺术工作室了。

我曾开玩笑地问他:你建这么一间工作室,是不是觉得在这里睡女徒弟方便一些?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不会的。

搞艺术的难免都有红颜知己?你真的没有?

龚高翔笑了笑说:当然,一个把几还是有的!

全场轰笑。

有人说:嫂子知道了怕要罚你跪搓衣板哦!

他说:没关系,我老婆知道的。

全场又是轰笑。

那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龚高翔第一次在长沙火车站卖艺的时候有一个叫黄艳的二十多岁的姑娘特别喜欢他的二胡曲(详见第二回),二人有了一次难忘的拥抱。

后来女人回了山东,天高路远,通讯不便。两人的联系便中断了。

直到二十年后,村里一个邻居接到一个外地的女子来电,说是找龚高翔。龚高翔也十分意外:这会是谁呢?女子兴致很高,做了很多提示,问他还记不记得长沙火车站那一幕。爱是不能忘记的,虽然这么短暂。龚高翔非常兴奋,没想到二十年后两人又联系上了。黄艳说,下个月是她四十岁生日,她一定要见他。真是浪漫啊!当然,龚高翔也不是那种不浪漫的人,他能够理解黄艳那颗浪漫的心,并为她已为人母还能如此浪漫感到高兴。龚高翔说:好,我一定来!

龚高翔向妻子请假,实话实说。龚妻是一把种田好手,在生产队里是要记一个男劳动力的工分的。但这位劳动妇女有着博大的胸怀。见老公说得这么坦率,这么真诚,竟然破天荒地同意了,同意自己的老公去千里之外见自己的梦中情人!

龚高翔于是带足粮草,先坐车来到长沙火车站,再买去山东的火车票。此时的火车站比当时的火车站更加拥挤、更加杂乱。没有了黄艳的火车站,龚高翔觉得一点儿也不美好。售票厅里人头攒动,比田里的芋头还要多。天气真他娘的热,那几把风扇完全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一点也不解决问题。排队排了三个问题,距售票窗口永远有那么远。插队的变相插队的,强行插队的真是太多了。乞丐已来过八回,他站在队列里还是原地没动。售票窗口虽然蹲着一个拿电棒的警察,可他只是来看一会又走了。他一走,人们照样插队。过了一个把小时警察又来了,有一个人强行去插队,被警察驱赶,那人竟动手去打警察,结果被警察的电棒一闪一闪地打晕了头,最后抱头而逃。他多么希望警察到这里压阵啊。可是,警察呆了一会儿又走了。他热得不行,已经喝了八支豆奶,可是不是怎么回事,这些豆奶喝下去只能解几分钟的渴,几分钟后又渴了。而且似乎越来越渴。莫非这豆奶中掺了什么机关?这样下去,何时能买到票?排了六个多小时后,龚高翔完全放弃了去山东的念头。转而坐汽车回到了新化。

一年之后,黄艳全家到了江西宜春。再次打电话给龚高翔。龚高翔这次托人事先订好票,很快就到了宜春与黄艳相见。

两人再续旧情。几天后,龚高翔要回新化,黄艳坚持要送龚回家。黄艳家人不许,可黄艳态度坚决,硬是送龚高翔到了白溪。龚高翔带着黄艳参观了梅山龙宫、大熊山等风景名胜。龚妻的大度,再次让人佩服。

凑巧的是,另一个拥抱过他的女孩也叫黄艳。就在2016年12月,安化县的坪口举行达人秀活动。因白溪距坪口不远,坪口的朋友策他去参加。龚高翔就报名参加了。参赛的都是各路高手,其中有一个叫黄艳的女孩,参加央视星光大道时曾获得过周冠军。比赛快结束时,黄艳已很有希望获得三等奖。三等奖的奖金是五千元。在黄艳之后就只剩下龚高翔了。人们认为黄艳是稳拿三等奖了,毕竟是央视的周冠军啊,龚高翔自己也没抱获奖的希望。他拉的是二胡曲《资水船歌》,谁也没有想到,他这首二胡曲引起了全场轰动,大家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最后结果是他的得分超过黄艳,获得五千元奖金。黄艳虽然与三等奖失之交臂,但她对龚高翔的二胡曲《资水船歌》由衷佩服,当得知居然是他的原创时,黄艳非常激动,给了他一个热烈持久的拥抱。很多帅气的年轻人看到这一幕不觉醋意大发,不理解地在边上议论:拥抱一个糟老头,拥抱我总比拥抱他强吧。

其实有些事你永远不必懂。

龚高翔多次出去卖艺没有赚到钱,他的妻子经常讽刺他,让他抬不起头。得到五千元钱回家后,女儿兴奋地对他说:“老爸,你这辈子终于可以在老妈面前扬眉吐气了!”

责任编辑:刘芬风